这一个诗人叫郑小琼

张莉

她是生活在南中国土地上的当代优秀诗人——她的诗使我们对文学对写作对诗歌重新理解，她的工作重新给予劳动者、劳作以及诗歌本身以尊严。她使我们深刻认识这个时代，重新认识这个被工业化的车轮推动着向前的时代，被一个金钱化的车轮日益主导的时代，一个日益冷漠化的时代。

　　在翟永明之后，还很少有像郑小琼这样的诗人让我如此触动。当我读到她在人民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发言：“珠江三角洲有四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我真切感受到自己心底被这讲述扯拉着的疼痛——这是一个人的疼痛，这也是一个工业时代的疼痛，也是一个民族的疼痛。

　　她的诗歌意象是那么陌生。在那里，你会听到机器模具“哐当、哐当”的轰响，你会看见一张张年轻女性的脸：冯金娥、刘淑芳、李燕、裴斐……在她们的身边是废料筐，是被剪下来的披风胶片，是四轮小车，是黑色的抽手架。是巨大的机台，是原料胶粒，是闪亮的指示灯。她们的生活中，有坚硬冰冷的铁，也有在高温里很快可以融化的铁，有无休无止的永远开动的流水作业。当然，在那个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南中国的流水线上，也有着我们看不到的断指。在她书写世界里，有黄麻岭，有塑料工厂，有日益被工业排泄物污染的村庄的小河，有分居的打工夫妻，有城市的拾荒者，有躺在医院里受了工伤的工人，有在工厂门口等待拿可怜的赔偿金的工友——我读这些诗歌，为自己曾经忽略和忘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群感到过羞愧。

　　只把郑小琼的文字理解为是对打工生活的再现并不是真正的理解。在一个对话录中，这个年轻的女子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公共汽车站，我看到了很多擦鞋女工，她们一天收入大约是二十块钱左右，在中国很多地方，上一次公共厕所需要交费一块钱，一个正常的人一天大约是三到五次的排泄，如果她每次交钱上厕所的话，差不多是她一天收入的20%了，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中国的GDP百分之二十左右都让招待费这一项花掉了，两者在百分比的数目差不多相同，还有一则是电视新闻上某地擦鞋女工在公共绿化带丛中拉尿，遭到很多人的谴责。这三个事情一直横亘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想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这是她说她为什么写《内心的坡度》这首诗的起因。当她说这些随地拉尿的女工们，就仿佛是在说自己，当她为我们计算那一块钱的宝贵时，就如同珍惜地清点着自己手里那可怜的工资——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自己应该关心农民工，关心我们的打工姐妹，但我们却很少能了解这样的心酸与辛苦。

　　如果你仔细阅读，会意识到诗人对诗歌精神日益深厚、扩大与辽远的追求。她的诗不是为写打工而写打工，不是为代言而代言的写作。她写她自己，也写的是他们和我们。面对巨大飞转的车轮，她有比同龄人更清醒的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与思索：“注塑车间的机台是不会停下来的，老板需要它不停地运转，为他生产出利润，厂房，轿车，二奶。我不断地感受到塑料颗粒在熔化，分解，流进模具，凝结，被机器手臂推出，让我们拣好，摆在盆、架、筒里，送到五楼，再被我们装配、打包，让一辆辆货柜车运走。一年一年，一件一件。我们也是这样，把自己的青春熔化，分解，流进每个制品之中，让人打包，运走。”

　　很多人说，郑小琼是底层打工诗人，是80后青年，是自强的女工，都有道理。但是，当扯掉这样或那样的标签后郑依然是位好诗人，她是生活在南中国土地上的当代优秀诗人——她的诗使我们对文学对写作对诗歌重新理解，她的工作重新给予劳动者、劳作以及诗歌本身以尊严。她也使我们深刻认识这个时代，重新认识这个被工业化的车轮推动着向前的时代，被一个金钱化的车轮日益主导的时代，一个日益冷漠化的时代。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郑小琼是当代诗人中的佼佼者。

                                                                                                         时间: 2008-07-20 来源: 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