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光明　摄

１．怎样看待、描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他们身上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姓名：郑小琼

　　年龄：30岁

　　关注理由：她应该是当今最受关注的80后诗人，先是获得人民文学奖，接着是拒入作协所引起的议论。一个低学历的写作者、流水线工人、打工诗人等等是她的全部简历。

　　没有歧视，只是女性地位依然弱势。

　　这是郑小琼对现代女工人在如今社会地位的描述。不过，她仍然觉得，这是性别原因决定的，要改变这个现状，得需要时间。

　　2007年，郑小琼被评为十大中国妇女时代人物之一，同一批次入选的还有因百家讲坛而红极一时的于丹。而在此前，也仅仅只有吴仪等70余位杰出女性获此荣誉。

　　在当年的颁奖会上，作为一个家在四川农村、来自东莞一家工厂的女性，郑小琼说她经历着一场价值与观念由恐惧到蜕变到突围到更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也是历史给予的。

　　郑小琼说，她的成功得益于社会对女性的解放。

1、 您觉得外来工们的精神困惑根源何在？
答:对于精神困惑的根源我认为主要来源于现实中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权利的贫穷的原因，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属性与地位属性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组织系统也没有给农民工一个真正的地位一个完整的介定，他们相当多的权利和诉求基本是被漠视的，比如农民工子女免费义务教育问题和选举问题医疗问题等等，现在社科研究者在有关农村的三农问题后加上一个农民工的问题,作为一个农民工,我个人反对把农民工的问题强行加入农村的问题之中，现实生活中农民工除了户口在农村之外,农民工的生产生活都不在农村了，这种社科研究者还只是跟以往一样把户籍制当着区别人现实身份的唯一的归宿，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政府相关权利和社会福利基本还是建立在户籍基础之上，我始终认为只有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中国由农业转向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中国农民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工人的过程，只有让农民改革开放的过程能够成身份转为工人，能够在他们工作的乡镇城市安居乐业，而不要让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农民工付出他们一切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庞大的记载这个群体的辛酸与罪孽的遗迹，显然这个莫名其妙的农民工本身的命名就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权利漠视的开始．我曾在我的诗歌中有过类似的表达，我写过一首叫＜三十七岁的女工＞的诗歌，记录就是一个年龄过了三十七岁的女工无法再在这个他们工用十几年的城市找到相适应的工作，被城市无情的抛弃的
……

 底层的“底层”

  返回内心的真实

  晶报：请你谈谈对“30年30首诗”评选活动的最初感想。

  郑小琼：在8月份听说晶报要举办这么一个活动，感觉很意外，因为现在报纸大都不发诗歌了，而且诗歌已经边缘化了，没有想到晶报这么重视诗歌，愿意花这么大力气来做这样一个中国新诗30年的回顾活动。

  晶报：你前期的推荐与最后入选的30首诗名单不尽相同，有出乎意料的感觉吗？

  郑小琼：这一点倒不出乎意外，每个人在视野与审美意识上都不相同，出现与自己推荐的不同并不感到意外，如果全相同了倒觉得意外了。我认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除了一条显性写作之外,还有一群沉默而沉潜的人在默默地写作，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好像并没有加入到喧哗和热闹的景象之中。

我思故我诗

　　——访《郑小琼诗选》作者郑小琼

　　郑小琼，一个近年来在诗坛、文坛屡屡被提起的名字，不仅是因为她的作品获得2007年“人民文学奖”，还因为她的身份———一个从21岁起就在广东打工的川妹子日前，她的新作《郑小琼诗选》问世，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书中的文学水平、思想内涵，再一次引起了媒体和文学圈的关注。

　　提起诗，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与现时社会渐行渐远的“文字艺术”。然而，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的普通打工者，郑小琼不仅多年来坚持作诗作文，而且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她为什么而写？她的新诗集要表达什么观点和情感？她又是怎样看待打工和诗歌创作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郑小琼。写作是为了自由表达内心

　　“我们习惯于世俗中的生活，有勇气忍耐持久的痛/用古老的中庸来改善幸福或者不幸的人生，祈求/一日三餐的稳定。不行了！便臆想神的报应/对恶的视而不见，将一座活火山吞进心中……”在郑小琼这首《内心的坡度》中，人们可以读到她内心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句句掷地有声，充满一股内在的激情。

　　正如郑小琼自己所说，她写诗“主要是表达内心”。虽然她很年轻，但打工的经历、敏锐的感悟、对文学的爱好，都使她内心始终有一股涌动的激情，要把她所见、所闻、所感倾注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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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诗人叫郑小琼

张莉

她是生活在南中国土地上的当代优秀诗人——她的诗使我们对文学对写作对诗歌重新理解，她的工作重新给予劳动者、劳作以及诗歌本身以尊严。她使我们深刻认识这个时代，重新认识这个被工业化的车轮推动着向前的时代，被一个金钱化的车轮日益主导的时代，一个日益冷漠化的时代。

　　在翟永明之后，还很少有像郑小琼这样的诗人让我如此触动。当我读到她在人民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发言：“珠江三角洲有四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我真切感受到自己心底被这讲述扯拉着的疼痛——这是一个人的疼痛，这也是一个工业时代的疼痛，也是一个民族的疼痛。